孙伏伽心中有所疑惑,最终还是忍不住在进入两仪殿之前问道:「杜执礼与长孙顺德结党营私,德行卑污,只此一条,便可定罪论斩。
陛下为何还要严审于他?」
李破知道,这厮显然是想到了高慎,如果他真有此意,估计孙大夫就要进谏一番了。
只是今天的局面和五六年前不一样,哪里还需要那样的手段来杀鸡儆猴?做的太过,反而容易引起朝堂震荡。
自古以来都有刑不上大夫之说,不管文人们怎么从字面上解析乔饰,本质上这都是统治阶层维护自己利益的说法。
不管从哪个方面看,杜执礼都属于士大夫阶层,所以你要处置于他,就要照顾到这个阶层的体面,尤其是在政局稳定的时期,这一点便会显得尤为重要。
换句话说,皇帝想要杀人,也要讲究个方式方法。
尤其不能表现出杀人如杀鸡的态度来,那会让臣下们觉得不安全,臣下们喜欢「讲道理」的君王。
现在看的是李破怎么把道理讲的更明白些,不然就要按照「规则」来办事。
…………
对于这种规则,李破还是基本认同的,平稳的政局,稳固的皇权,其实都是妥协的产物,过于激烈的政治手段实际上在此时此刻并不可取,成熟的执政者,在打压异己,进行改革,或是力求发展的时候,都会保持足够的耐心。 记住网址www.mianfeizhuishu.com
那种大开大合,总想要推翻现行的一切,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理想主义者,只会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,当一切尘埃落定,他们大多又会摇身一变,成为现有规则的维护者。
这很好理解,因为大家都是既得利益者,立场自然而然便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,就比如他李破,当年无疑是隋末反臣之一,对当时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利益集团充满了反感。
可现在他当了皇帝,他却必须依靠贵族集团来进行有效的统治,那就要沿袭历代王朝的规则。
李破很早就有了这样的认知,所以他的皇位才会越来越稳当,因为他是在按照已有的,能够取得大多数人认同的方式来统治一个帝国。
他从来不做太过出格的事情,正在逐步改变了自晋末以来,君王昏庸暴虐的形象,这无疑受到了大部分人的欢迎和支持。
权力从来不是来源于权力本身,它的根源在于产生它的土壤,大部分拥有权力的人都不很明白这一点,于是权力在他们手中就会变得脆弱而且容易动摇。
…………
李破负手立在两仪殿的门前,抽了抽鼻子,外面的温度比宫殿之内要高一些,让他颇感舒适。
在这里他幽幽的回了孙伏伽一句,「杜执礼若只贪些财货,朕为何要杀他?朕如果只想杀他,还要什么罪证?」
这话听着有些别扭,可孙伏伽一下就听懂了,杀杜执礼,只为国事,与其他无涉。
孙伏伽再无话说,向君王提出有益的劝谏是他的职责,在左谏议大夫的位置上,最忌讳的其实就是认死理。
对礼法的坚持,不能延伸为执拗……孙伏伽之所以能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两年,并深得皇帝信任,就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。
…………
元贞八年三月间,前长安书院祭酒盖文达,江陵书院祭酒崔玉被处斩,没有等到年末勾决,朝廷允许他们的家人收敛尸体葬入祖坟,而且并未祸及他们的妻儿家族,显然是给文人们留了余地。
不过朝廷组织了还留在长安的各地书院祭酒们观刑,对他们做出了最为严厉的警告,随后各地祭酒们带着几许惶恐,以及在京师的所见所闻纷纷离京。
三月末的大朝会上,赐长安海事学院祭酒马周为观文殿大学士,晋秘书少监
,主理文院事。
他这个秘书少监有点特殊,不在秘书省办公,而是去了中书省,将会同中书省的官员对文院诸事做出改革,首先就是废除国子监……
发生在元贞七年年末的长安书院一案,让文院之事越发瞩目,这场波及甚广的大案要案,并没有压低文院的地位,反而提高了各处文院的知名度。
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朝廷对文院的重视,而元贞八年开始,大唐朝廷又在沿海以及两淮各地陆续设下海事学院,让文院的牌匾更增光彩。
此时朝中已经有人接到地方上的消息,一些人觉得朝廷应该适可而止,若闹的文院满天下,岂不……乱了规矩?
大致意思就是这个,话当然不会说的这么直白,大多数人的说法都是文院建的太多,有伤大唐国力,或是泥沙俱下,将来伤了文院的名声云云。
可以看的出来,这个时候有的人已经能够预见将来顶着一个文院的名头的好处了,由此必然也会形成许多利益集团,那作为既得利益者,自然而然便想要对此进行垄断。
这是贵族的日常操作,不值得奇怪。
朝中对此稍有议论,可建设更多的文院是和科举应试联系在一起的国朝大政,大方向上现在是无法改变的。
也许只有到了将来某一个时刻,文院足够多了,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了过剩的迹象,利益集团也变得足够强大,那个时候国策便会为之更改。
…………
到了元贞八年三月,随着盖文达,崔玉等人被处斩,长达半年的长安书院一案才算是告一段落。
此案处斩五十四人,流放一千二百余人。
剩下的则以门下侍郎长孙顺德,礼部侍郎杜淹等涉案之人,还在等待一个结果,基本上都是这些年京官们口中的河南世族派系中人,其中夹杂着一些关西人物。
涉案人数之多,远超当初高慎一案,虽然朝廷已经做的比较收敛,可还是相当于一场清洗,算是在唐初时节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。
当时尚书令温彦博和中书令萧禹交谈的时候,温彦博给予了此案一个评价,那就是清除了隋末之余毒,匡正朝廷之名望,此举可谓大善也。
萧禹明显并不赞同他这样的定性,因为河南世族向来跟关西门阀联络有亲,这是当年杨广迁都洛阳所造成的局面。
很多关西人都在洛阳为官,顺势和洛阳世族联姻,无论长孙顺德还是杜淹,都是此类人物。
温彦博则是晋人,在他眼中,估计关西门阀未必比洛阳人家强上多少,同样是朝堂上的祸害,造成隋末大乱的元凶,如今则变成了余毒。
今日陛下借大案清洗了一番河南世族,哪天说不定就该轮到关西人了,温彦博此时沾沾自喜,难道他就不担心晋人将来的处境?
而山东人,河北人大多效力于军中,同样是派系林立,蜀人向来和关西人亲近,江南的各类人物又自成一体,当年就是用陈梁之士形容他们,如今南人年轻一辈早已忘了旧事。
可在元贞四年入京赶考的那些士子不还是闹出了南北之争?
所以说萧禹心中五味杂陈,既觉得皇帝这么做有卸磨杀驴,兔死狗烹之嫌,却也感觉河南世族的这些人烂泥扶不上墙,活该受此严惩。
两个宰相性情各异,心态自然也截然不同。
范文进就不像他们,和朝中各个派系都没有牵连,没有了长孙顺德的掣肘,再加上杜楚客是杜淹的侄儿。
虽然和叔父闹掰了,但也不忍心见到叔父就此人头落地,到皇帝面前哭诉了一番。
李破又不是心理医生,要照顾病人,给杜淹求情,就因为他是你叔父?
李破当即便恼火的斥责他只顾私情,不问大局,让他回家闭门反省,至今还未被放出来,估计得等杜淹问斩之后再说了。
于是范文进在门下省大权独揽,过的是越来越舒服了,才不会像其他两位宰相那么多事,他现在只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呢。
…………
到了这一年三月末,吏部削减冗官的事情历时两年,今年其实也来到了尾声,房乔和颜师古顶住了压力,把此事终于办了下来。
也许是受到了太多的攻讦,让房玄龄非常恼火,他上书建议隔上三五年就这么来一次,以免一些庸官贪官鱼目混珠的混入官员队伍。
另外他还对已经离职的督查寺卿王珪非常不满,这两年督查寺的御史正是参劾吏部的主力。
一些御史根本就是受了旁人的指使,请托等等,才对吏部横加指责,没有任何的依据,就算王珪未曾参与其中,也有失职之罪。
估计是这厮眼瞅着长安书院一案终于有了结果,于是灵机一动,想要仿效马宾王一下,再次掀起大案,好出上一口恶气。
可惜的是,大家好像都累了,房乔上书之后并无多少动静。
吏部尚书王泽比他懂事的多,亲自上书省中为房乔和颜师古两人请功,省中这次有了反应,很快就把房玄龄和颜师古两人加入到了年末赏功的名单之中。
他们的功劳其实不用多说,主要是在削爵和削减冗官上面,两人先后进入吏部任职,忠实的执行了皇帝定下来的政策,将来前途不可限量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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