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把近代的各种事件，都捋一下的话，那近代的这种趋势，其实不是因为中国“突然落后”，而是英国“突然发达”。
这个突然，不是说单独对比中国时很突然。因为哪怕在欧洲，它也非常突然。
甚至，这个事件对于欧洲的改变，比中国还大得多。它彻底改变了欧陆的力量对比，让第二个千年以来，基本一直位居欧洲第一的法国失去了称霸希望，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。也让欧洲在这二百年间，始终无法更进一步地整合，至今依然是碎一地，进度甚至不如近代。
除了生产力方面，在思想领域，也充满了种种想当然的猜测。
比如很流行的“中国自古以来就专制，所以思想愚昧”，这个逻辑就有很大问题。因为欧洲的启蒙思想恰恰就发生在最专制的法国，而不是贵族共和的国家。启蒙思想出现的时候，也是法国处于专制王权正在强化、达到欧洲巅峰的时候。
如果这个逻辑成立，那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出现在髪国，甚至也不可能出现在贵族力量更强的英国，出现在波兰还差不多。
另一方面，资本主义、工业之类的要素，和这一套思想变化，也不见得有必然关系。
现在推崇的“西方价值观”，往往挂着英美的牌子，但其中的主要理论，尤其是中国人喜欢的那些价值观，大部分都来自法国，而不是当时最发达的英国。
而现实是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缓慢。资产阶级直到1850年代才算成形，工业化也是拿破仑三世任内完成的。启蒙思潮总不至于被100年之后才成形的人群影响。
大革命和之后的法国政权，逐渐破除了封建制度，但小农经济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。大量自耕农，和依靠村社公共土地生存的无地、少地农民，构成了法国人口的主体。同时这些农民也大量参军，构成了军队的主体。
英国工业的发展，依靠的是圈地带来的巨额资金和近乎不要钱的劳动力，但法国没法效仿这个操作，否则国家恐怕都维持不下去。
但早期工业的环境相当恶劣，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中世纪农民。不采用其他手段，农民是不会乐意主动去工厂的。法国无法使用英国的操作，就导致工厂缺乏劳动力。而且，因为工厂成本太高，利润下降，对资金缺乏吸引力，导致财富流向其他领域，而不是实体工业，更加减缓了工业的发展。
而这个“学不来英国”的现象，不止法国有，其他很多欧洲国家也一样存在。
同样，如果把中国丢到欧洲，清朝也是基督教文化，也是本民族统治，就能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上，胜过英国么？这个可以参考法国。因为欧洲国家里和中国最相近的就是法国了，而他面对的情况，和清朝江南是颇为相似的。
中国的自耕农比例，比法国高一些，单看江南地区，差距则不大。
清朝江南的自耕农比例，一般占农村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，占有全部耕地的约三分之一，地主的比例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。（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更高）（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）
到民国时期，根据湖南大经师的调查，当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还有百分之三十。（《寻乌调查》）
相应地，在19世纪上半页，法国的小农和以下的农民，占有全国耕地的32.5%，人口比例占土地所有者的89.3%。剩下的将近十分之一，则是中、大土地所有者。法国农民和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更大，但比例和江南是差不太多的。（《对19世纪法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认识》）
19世纪初，清朝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，大约是23.1%，而1846年法国是24.4%。（《明清江南城镇——基于空间观点的整体研究》）
所以这会儿，可以把法国叫西欧小大清……
因此，我们上面的问题也可以回答，那就是不能。因为哪怕对于欧洲国家来说，英国都是个例外。
民主啊，自由啊，理性啊什么的，影响当然是有的，但它对于工业的意义，乃至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，显然远远算不上重要（有时候甚至还是反面因素）。
通俗论述里，特别喜欢把整个西欧糅为一体，甚至把整个“西方”糅为一体，造成一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同步发展的假象，实际上却不见得是这样的。
当时突然爆发的生产力和工业革命，与这些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，并不存在严格的关联。不是说有了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，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。
这些要素在当时，甚至和军事力量都没有太大关系——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，而且是个小农国家，但它依然能把一堆欧洲国家按着打。
而后来，法国走向共和的过程，也和中国几乎是一个模式。一开始有大量的君主支持者，形成了一度强势的君主派和立//宪派，但当君主反复证明，自己无法代表本国利益的时候，人们就渐渐放弃了君主作为合法性授权一部分的模式。
（前面合法性部分介绍过。法国人开辟了民族整体给政府授权的模式，而国王/皇帝即使反复论证自己是民族的代言人，也无法避免地越来越多余。中国走不了立//宪道路其实也是这个原因。）
更深入来说，“启蒙”时代本身，原文也不是“启蒙”，那个词的意思是“光明”。既然叫光明，那就有对应的黑暗。而这个黑暗，就是当时人理解的中世纪，教会的那套以神为中心的理论。
为了对付这个敌人，启蒙思想家倡导以人为核心，以人自己的思想取代盲目的信仰。一系列的概念，比如自由，理性等等，都是围绕这个大目标衍生出来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大部分启蒙思想家都只是在宗教与道德领域进行哲学思考，试图反对基督教的权威。哪怕后期出现了由此而生的社会运动，启蒙思想家们也不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，并没有通俗叙事里那么“进步”，要去推动民主、共和。
很多人的政治观点，都未必有黄宗羲、顾炎武激进，而活到了大革命时代的启蒙作家，甚至纷纷投向保守派，反对革命。以至于现代有个观点，认为启蒙运动引发革命，是后来的革命者硬给自己找了个思想前辈。
因此，启蒙思想的推动作用是存在的，但也是是间接的。这种影响的方式，欧洲学者已经研究的比较深入了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作用效果，并不是法国相对于中国的“特色”。
比如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，用人代替神作为核心。“自由意志”和“理性”这些概念，其实就是针对宗教的概念，用来反对基督教的“神性是善，人性是恶，所以要有道德，要向善，就要遵从神性”那套说法的。
这个语境里的自由意志，是人免于被神束缚的自由；理性则是人脱离神之后，依然保持“善”的工具或者说方式。至于这个自由意志是不是要有选举自由，理性是不是要和科学绑定，都是另一层面的内容了，很多都是后世加进来的，甚至不一定合乎当时人的意思。
但这些理念，在中国，都是几千年前就完成的了……
脱离神这方面，中原文明成功的非常早，早到大家经常忽视这个区别了。所以现在说中原文明的人没有自由意志，其实是个很冷的笑话……